很不錯的一篇訪談,比搶救國文老賊們的自慰妄想有意義多了。

李敏勇︰加重文言文是時代倒錯 

記者藍祖蔚/專訪

詩人李敏勇的辦公室裡堆滿了書,還有一幅用毛筆書寫的「憧憬」的詩軸橫靠在書皮上。「現在如果還有人規定學生都用毛筆來寫信,很多人一定笑你是瘋了。」李敏勇指著自己的墨寶說:「現代人用毛筆寫字,不再是為了傳達心意,而是追求藝術的展現;真要傳達,你會用原子筆、鉛筆,或者電子書信,不會用毛筆。時代在進步,一旦有新工具出現了,世人就會採用,世人依舊尊重毛筆,也不排斥學習書法,但為什麼一定要大家都回到用毛筆書寫的時代呢?」李敏勇笑著替最近鼓吹加強文言文教學的爭議,用了詩人的直觀妙喻,做出注解。

問:有人最近以搶救國文為名,要求加重高中學子國文教材的文言文比例到五成以上,你怎麼看待?

重背誦輕實用,反而折磨學生

答:那是一股不可思議的歷史反動,也是一個時代的倒錯,如果中學教材真的加重文言文的比例,不但是倒退的作法,而且會令人有今夕何夕的時代倒錯感。用古典的形式枷鎖套在當代學生身上,讓不再使用的古典語文學習變成一種處罰的工具。

語言和文字都是人生的工具,一旦人生課題和社會條件都改變了,你自然會選擇能用與好用的新工具,不會再去使用那些舊工具。鼓吹學習文言文其實是去學習一種絕對的過去式,時間條件指涉的是已被歷史淘汰的過去;空間條件則是指涉中國,暗含的是中國優位,意圖改變台灣主體性的性格,以及緬懷封建體制的心態,對台灣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好。問題不在文言文的比重,而在意圖偷渡的中國本位主義。

問:如今重提加重文言文比例,不禁讓人想起九十三年前,胡適推行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運動,主張與其用三千年前的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的活字,所以你才有今夕何夕之嘆?

答:文學會隨時代變遷,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其實中國沒有回到過去的問題,相反地,中國反而是落實胡適白話文理念,強調口語文學的實踐者,例如他們喊出的政治口號是:「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既清楚直接又明白,我們或許不習慣他們的那一套,但是你一定會問,中華民國的政治口號又是什麼?是「莊敬自強」?是「處變不驚」?都是那種八股過時的古文形式,我們卻視若瑰寶。

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文化上都已經棄置不用的八股文言,難道今天我們還要回到那個被取代的舊文學形式之中嗎?

問:有人認為時下年輕人的國文閱讀和表達能力太低落,台灣引以為傲的文化領先優勢變得岌岌可危,學習文言文成為他們主張的一種解藥,你的看法呢?

答:台灣學子如果真有閱讀和表達低落的問題,要解決問題不是回到崇尚形式主義的文言文,或去背誦屬於教條主義的孔孟學說,因為過去的本國語文太注重背誦,無法實用,傳統的壓力成了折磨學生的工具。

國民人格養成,才是教育重點

應該採取更前瞻,更進步性的概念,以白話文為中心,透過優秀的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等文體作品為手段,培養國民能夠閱讀、理解、表達和欣賞的能力。

如今最大的盲點是部分人誤解了國民教育與專業教育的目的,國民教育無非就是養成國民普遍閱讀、表達和欣賞的能力,培養善美情操的認同,得以看到世界的美好;至於專業的創作者和研究者需要的則是另外一條專業養成的道路,不應夾雜錯混。

問:你怎麼看待文言文的歷史地位?

答:文言文是古典的人類遺產,有一定的歷史和文化地位,卻不必是當代最重要的教育資產,它可以被欣賞、被研究,卻不是普遍性的遵循範本,如果硬要規範文言文成為教學內容,而且佔有最大比例,不但不能培養美的欣賞,反而會破壞了對現代語文能力的學習興趣與條件。

還記得二十世紀要結束時,各國都在思考邁向新世紀的教育課題,讓國民有雄健的見識邁向未來,我們一旦採取了退化論,才是最可怕的。

問: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文言文?

答:本國語文的訓練首先是養成語格,繼而形成人格,現代古代的元素都應兼容並包,努力前行之際,也能夠懂得欣賞過去的美,古文之中有好東西,我們要當成文化遺產來欣賞,但要有所選擇,封建八股的東西當然不能要。

台灣現在有兩個現象,就是古文絕對優越,外文也絕對優越。其實,外文的優越必須建立在本國語文的優越上,才正當,若是盲目以外文為前提,其實相當的危險。像日本數學家藤厚正彥在《國家的品格》一書中所說,只有建設好本國語文教育,才是構成一個國家的條件。

問:台灣應如何重建及落實語文教育?

答:古文有一定的滋養功能,但教育的重點在於國民人格的養成目標,這要分四個階段來看,首先要來成為一個人,接下來是符合當下歷史地理時空的台灣人,繼而做台灣國民,最後再來做世界公民。國語文教科書的內容比例,古文其實適當即可,視野不必集中在自己本身,而是要強調進步性與世界性,世界比台灣和中國都大,文明必定隱含著進步性格,主事者的重點應要以台灣的國民養成目標作為基本立場去選編古文作品,包含台灣的古典,作為教材。

問:台灣的古典包含哪些內容?

答:台灣的歷史與文化既特殊又多元,台灣的文學理應包容原住民、明清時代的河洛人或客家人的漢詩,日治時代的中文或日文寫作亦不可少,甚至戰後來自中國的新文學作品,就可以讓學子了解台灣文學的多元性格,以及這塊土地的台灣歷史與文化現象。

教科書如果再能蒐羅鄭成功和沈葆楨所留下的漢詩,日治時代的賴和、龍瑛宗與楊逵作品,甚至再加進魯迅的新文學作品及一兩篇世界文學作品,題材又包羅了詩、散文、小說和戲劇的文類,就能實踐教育的目標。

問:但是教科書的編輯一旦有了立場,就容易以偏見主導內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選擇標準,反而失去了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的視野。

答:是的,例如很多人愛選鄭愁予的「錯誤」,但那是詩人行經南京的愁思,其實鄭愁予也曾寫過不少以台灣山岳為主的詩作,因為他是登山愛好者,例如他「島谷」中的「眾溪是海洋的手指,索水源於大山,這裡是最細小的一流,很清很淺很活潑與愛唱歌…」。

外省詩人楊喚亦然,他在詩作中也歌頌美麗島,以及甘蔗和鳳梨,這些作品都一樣精彩,卻也能兼及台灣特色,不必沈浸在文言文的世界中,也能體會古典的美麗。

教科書的功能無非就是養成國民認識本國作者和作品,一般人如果不是研究者,只要從國民立場懂得欣賞本國文學之美,建構出做一個本國人應有的態度和心性,日後真要鑽研,再自行選擇喜愛作家的作品做專精研究有何不可?

確立主體意識,融合外來文化

問:懂得擁抱古典,其實並不會影響追求現代化的腳步?

答:要先確立了國家的主體性,所有的外來文化就能為其所用,例如日本與韓國都深受漢字文化圈的影響,卻因堅持主體性,所以能夠各有一片天。例如日本和歌詩人石川啄木,不過在釧路這個小漁港住了七十多天,就有二十五個漢文詩碑矗立路旁,讓日本國人能夠自在地從生活中領略過去已經消逝的古文美麗。

我們要如何破除古代中國的優位迷思呢?接受台灣命運共同體,曾經或者未來參與創造台灣歷史的人,都是值得尊重與吸納的,能夠把每一個時期的文化活動都視做是台灣的資產,就會產生台灣的主體性,也能坦然接納各種外部的力量。

問:你擔心文言文的爭議浪潮影響嗎?

答:偏重文言文只是少數人的主張,不是共識,當代人使用的口語白話,才是最重要的溝通工具。語言先是符號,其次則是工具,第三是方法,藝術家和文學家就是懂得運用語言來鍛鍊精緻作品,最後才是哲學或思想層次的提升,現在最大的問題卻是學者往往過分強調修辭的重要,追求那種形式上的美學條件。

我真正擔心的其實是政治人物對語言的破壞。例如蔣介石所有的戒嚴措施都是以自由民主為口號,其實卻完全不是這回事,例如政客為了選票,口口聲聲說死也要是台灣人,得到選票後,卻成了不必兌現的空白支票,這種認知與實踐的落差,不但剝奪了語言的真摯性,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落差,也讓國民失去了對文字的信任與信仰。

出處: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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